“不同的国家站在不同的历史起跑线上，形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先发内生型和中国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两种不同发展模式。对于后发外生型的国家来说，它会遇到一些误区或陷阱，注重表面的形式模仿而忽视深层次的制度建设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当下，中国发展的一些方面显露出模仿的痕迹。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形式模仿容易，但要让它发挥与原型相同的功能往往是难以企及的。”
新闻链接：
11月29日，根据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广东省教育厅拟安排2016年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资金共2亿元，用于支持广东省高校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其中中山大学1亿3900万元，华南理工大学6100万元。（金羊网，2016-11-30）
此外，山东大学也于近日印发《山东大学学科建设专项改革方案》，提出以“双一流”为主渠道加强校地共建和校内资源整合，“十三五”期间筹措50亿元投入学科建设。（山东大学新闻网，2016-11-29）
“世界一流大学，看起来离我们很近，其实离我们很远”
北大和国内其他一些优秀的高校，每年都有很多学生到国外留学。他们在本校学习期间对学校情况并没有什么不满意，但是当他们到国外高水平的大学学习一段时间，通过比较，就会产生新的看法，对于国内的学术制度提出评价意见，这个评价意见对于我们认清自我、找出差距，很有参考价值。
北大的学生写的《北大与耶鲁差距有多大？》，作者对两个学校做了多方面的比较。这篇文章写得比较感性，例如，即使只有他一人选课，（耶鲁的）教课老师仍开了这门课程。在他和老师的互动方面，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耶鲁的）老师几乎以秒杀的速度给予反馈。相反，在北大的教室里面，上百人的课堂，课后老师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的交流就更加不敢奢望。虽然这个学生的观点比较感性，但是仍然可以触动我们教师的神经，引起我们对自身行为的反思。
另一篇文章名为《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涯》，作者是刘思达，北大法学院的毕业生。从北大毕业后，刘思达去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现在在美国一个高校任教职。这篇文章写得更加理性，更有学术味道。他在文中详细地介绍了他的求学过程以及导师的学术风格和学养水平。他的导师是芝加哥学派的继承者，注重用阐释主义范式去认识和揭示社会世界的发展规律。文中，他谈到导师怎么样治学，怎么样读书，怎么样严格要求学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这位学者并不研究中国文学，但他曾经读过两遍《红楼梦》，一遍是英文版，一遍是法文版，由此可见其博学之一斑。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些小事件来体量国外优秀学者的学养和学术水准。中国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到底有多大？上面两篇文章是中国学生发出来的声音。或许我们很多老师都有去国外访学的经历，我在两年之前去斯坦福大学访学一年，感触颇深。我对建设“双一流”的理想是赞同的，希望中国的学术研究对于人类世界做出贡献。但是，涉及实现这个目标的议程和时间表，则无论如何都不敢苟同当下的提法。我对“双一流”的理解，不是基于统计数据，而是基于我的微观体验。
首先，我觉得，虽然我们与国外大学的学术交流机会比过去增多了许多，但是我们之间还缺少深层次的了解，无论是国外对中国，还是我们对国外，均是如此。
其次，即使我们去国外访学，看起来与国外学府和学者在物理意义上是零距离，但是以我们的知识背景及语言能力，实际能够融入到国外学术共同体中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即便我们和世界的交流看上去很频繁，即便我们已经到了他们的校园，实际上交流程度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这些访问学者的地位其实是处于世界学术中心的边缘，就如同城市中的农民工，我的这个说法一点都不夸张。这不仅是我个人访学的体会，我看周边的国内访问学者也大多如此。
第三，在访学期间，旁听课程是我们访问学者与国外学者最便捷的交流渠道，也是最有效的学习形式。在我访学听课的过程中，我发现，无论是讲到中国的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教育问题，似乎他们很少提到中国学者的研究情况，甚至国内耳熟能详的学者也没有能够进入他们的学术视野。虽然我们不能就此简单地论及国内外学术水平的高低，但是当我们说我们要在几年内或者十几年内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时，不能不考虑我们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第四，我个人以为，如果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我们就应该与世界学术前沿、世界优秀学人有高度的融合，比如你要与他们共同交流和合作，在他们的研究中，不得不提及你的研究成果。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国内最著名大学的学者你们熟悉几位国外一流大学学者的研究工作？与几位世界级的学者有深入的交流和合作？哪些学术理论是你的首创？当我们几乎不敢直面这些问题时，谈何评估对标机构，谈何近期就要实现世界一流的目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我们都在说世界一流，但对于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其实并不十分清楚。
如果大家同意我上面的阐述，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这个提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提法，用自我对比的“自我完善”或者“追求卓越”这样的提法去替代与别人比较“双一流”提法？通过几十年或上百年的学术涵养和积淀，当我们努力追求这个目标的时候，不论离世界一流目标的远近，我们都会问心无愧。
“一流学科比一流大学的提法似乎更合理”
退一步说，拿过去的世界一流大学与当下的“双一流”相比，我认为一流学科比一流大学的提法更合理。
为什么这样说呢？基于两个理由。第一个就是可比性。大学是学科的混合体，学科的可比性比大学的可比性强。就学科的可比性而言，自然科学的可比性最强，社会科学或许只有部分可比性，人文科学的可比性最弱。例如，北大中文系前段时间在学校一次会上提到，“北大不能拿自己的中文学术水平和人家的中文学术水平去比，要拿我们的中文学术水平和人家的英文学术水平去比，这样才公平”。这是有学科良心的一个说法，拿自己的中文和人家的中文比，当然没有可比性。
第二就是有利于竞争。将一流学科作为目标和评价标准，所有的学校都可以在局部达到卓越和优异。
创建一流应避免的若干误区
若干年前，华人学者叶文欣到北大进行交流，她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在比较北大与伯克利发展的不同时她说：“北京大学一直是以世界一流作为发展目标，而伯格利大学在发展的起点和很长一段历史中，没有把世界一流作为它的目标。最初设定的目标是一个很谦卑的说法——服务好加州。但是若干年以后，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地方性的学校，就变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它取得了很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成果。”学术发展的逻辑很蹊跷，并非“有志者事竟成”，反而会出现“有心插花花不开，无心栽柳柳成荫”的局面。
后发外生型国家和先发内生型国家相比，第一个误区是容易形式模仿，有如下一些表现：第一，在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方面，仰望星空多一些，脚踏实地少一些。第二，在教育评价和评估方面（有常模参照评估和目标参照物评估两种主要形式），比较倾向于常模参照，即倾向于将我们与其他学校进行比较。但在比较中，每个学校自己的目标就不太清楚了。换句话说，在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中，也会更加强调横向比较而忽视纵向比较。第三，在激励方面，有内在激励和外在激励两种激励方式，两者相较，外在激励甚于内在激励，学术不再出于满足我们探寻未知的好奇，而在于满足功利需求。第四，在数量与质量方面，更多地去追求数量指标，而忽视质量指标。
第二个误区就是忽视制度建设。大学制度的建立有两种理想方式，一种是人为设计，还有一种是自然演化。这两种制度到底哪种制度的效果比较好呢？中国采取的是举国体制，并且我们也一直认为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是从历史来看，自然演化这种制度形式似乎生命力更强。引用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前主任菲利普•阿特巴赫教授的一个简短的说法，就是“没有计划不等于没有方向”，这是美国发展经验的一个总结。伯顿•克拉克在比较欧洲发展和美国发展时，也指出这样一个令我们用常规思维不容易理解的情形，就是“无序方式可以导致有序结果的产生”。虽然美国经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中国过去的做法也未必值得一直坚持，需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审视之。
美国是自然演化的典型。看美国的历史，我们发现它的高等教育系统在开始时可以说非常混乱，没有人去规划。但是这种无序的方式，却产生了有序的结果。相反，有序的安排也会产生无序的结果，这反映的是欧洲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态势。在欧洲，国家行为非常明显，他们抱着良好的心态，希望发源于欧洲的高等教育永远保持这样的荣耀。但是适得其反，若干年以后，欧洲的高等教育却不能让人满意。现在中国的“双一流”建设也好，世界一流大学也好，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美国的若干优秀大学，而美国又是最不容易模仿的，因为它的大学制度是自然形成的，没有固定的套路。这就造成我们出现一些问题，例如，我们容易模仿的是它表现出来的外在东西，即表层的数量指标。相反地，例如学术制度等深层次的东西却不容易学到。我们知道，制度包括不同的层面，由浅入深我们可以把它称作规则、规范和文化。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话，所谓的一流不仅是一流的外表，而且还有一流的实质，一流的实质就蕴含着文化。以这样的视角来看世界一流大学和“双一流”，那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容易一蹴而就。
第三个误区是跨越式发展，所谓跨越式发展常常会超越必要的历史阶段。这样容易造成一定的错乱，以牺牲历史的承继性和历史本来具有的自洽性为跨越的代价，在知识创造的传递上也会出现囫囵吞枣、食洋不化的问题。第四个误区就是以牺牲多数高校的利益作为发展的代价。里约奥运会进行，容易将高等教育的情况和奥运会的情况联系起来。我觉得，这两者确实是国家体制之下不同侧面的反映，具有一定的制度关联性。在举国体制下，少数人通过体育训练取得成绩，得到奖牌，得到荣誉，得到财富，但更多的人只是陪练，独木桥上前途黯淡。
第五个方面，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首先要找到标杆，而标杆的树立不利于高等教育多样化目标的实现。实际上，多样化在我们的口号中提得比较多，但在落实的过程中，却没有很得力的措施。这里，我想用美国的例子来诠释。美国初建时，曾有人多次提出要建立国立大学，但是美国国会多次对这样的提议予以否决。一两百年以后再来看这个事情，美国教育研究专家对当时的举动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他们认为，如果当初设立了国立大学，可能美国高等教育目前的多样化格局就无法形成。虽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假设，历史不可能重演，是不是仍然有值得我们去反思和参考的价值呢？
结束语
如果我们把大学看成制度性组织，而制度性组织又是在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话，那历史的积淀赋予大学制度以独特的内涵，这是不易于也是不适于跨越的。如果我们非要只争朝夕、采取跨越式做法的话，就要谨防步入可能的误区。